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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逛街 四成多受访者觉得很多门店更好逛了******

　　春节逛街 四成多受访者觉得很多门店更好逛了

　　65.5%受访者喜欢逛实体店，但只逛不买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破解

　　这个春节，很多实体店适应消费需求新变化，人气重新旺了起来。你去逛实体店了吗？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1615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5.5%的受访者表示还喜欢逛实体店，47.2%的受访者觉得门店“颜值”高了，43.8%的受访者觉得很多门店更好逛了。

　　65.5%受访者喜欢逛实体店

　　“今年春节假期带娃逛了很多商场，基本上去的是节日氛围浓厚，有展览、有活动的商场。”北京的80后宝妈杨晴(化名)说，大年初五去逛的商场，一进门有个超大的兔子造型让大家拍照，其间还有工作人员穿着逼真的服装，假扮兔子和财神爷跟孩子们互动，“玩得非常开心，顺便逛逛店铺、吃点东西，要不是带着孩子，还会看场电影，约上朋友一家，在一个商场里就能耗上一整天”。

　　调查中，65.5%的受访者表示还喜欢逛实体店，27.5%的受访者一般，7.0%的受访者表示不喜欢。

　　江西南昌的80后市民凌笑(化名)已经很久不逛实体门店了，“现在很多社群又种草又能直接购买，我也不是很挑衣服，均码的都能穿，所以网购更方便，实体店虽然有试穿体验，但性价比不高”。

　　杭州市民李佳(化名)很喜欢逛实体店，但逛的频率比以前低了，“一般小物件网上买方便，周末有时间会去商场逛”。

　　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国际旅游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张运来说，虽然我国网购交易规模呈现连续增长态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但线下销售仍是社会消费品零售的主体。

　　跟以前相比，22.8%的受访者逛实体店逛得更多了，56.3%的受访者逛得更少了，20.9%的受访者没什么变化。

　　“网购的冲击造成了实体店客流量不足，客单价(每一个顾客平均购买商品的金额——编者注)也在下降。实体店的人力成本、租赁成本比较高，这就使得线下产品的价格没有网上便宜，消费者自然会去网上采购。”张运来说，当下消费者逛实体店的热情还是比较高的，但在实体店购物的热情并不高，一些顾客只逛不买，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能在网上买到质量尚可、价格又便宜的商品。真正需要消费者到实体店购买的，往往是价格稍贵一点，或者网上购买相对有一定风险，需要亲自去判断质量的产品。

　　47.2%受访者觉得实体门店“颜值”高了

　　凌笑之前做过餐饮、开过店铺，“记得2014年的实体商店里，一楼百货、珠宝，二楼超市，三楼餐饮，顶楼电影院，但现在变化真的太大了，有了很多我没去过的店铺，比如剧本杀馆、儿童绘本馆、大型游乐场等，还有共享儿童遥控汽车、大型游戏机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近年来，周围实体店有哪些变化？调查中，47.2%的受访者觉得门店“颜值”变高了，43.8%的受访者觉得很多店由品牌专柜模式变为主题组合模式，更好逛，41.4%的受访者觉得增加了配送等便利性服务，36.8%的受访者认为线上线下相融合，购物更方便，31.4%的受访者感受到体验式消费项目增多，28.6%的受访者发现注入了科技化元素，21.6%的受访者指出有了休闲、亲子等多元“生活空间”满足不同需求，21.3%的受访者发现服务升级了，开展了更专业的服务(如服装搭配师等)，18.8%的受访者觉得实体店车展、沙龙、演出等活动丰富多彩。

　　张运来说，现在一些实体店积极转型，进行业态融合，比如把传统零售跟餐饮、影院、超市、书店等整合在一个场所，满足了顾客的多种需求。其次，很多商场在线下举办活动引流，比如开展各种类型的沙龙、新书发布会等。此外，商业实体店的装修装饰不断更新迭代，给消费者塑造了不同场景，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这3个方面是现在做得比较理想的地方”。

　　61.4%受访者建议实体店加大价格促销、积分兑换等优惠力度

　　李佳认为，现在线上购物发展势头强劲，线下实体店想要发展得更好，应该跟线上联动。很多实体店在线上有自己的官方旗舰店，但还不够，需要进一步了解消费者需求，全面提升服务质量。

　　对于实体店的发展，61.4%的受访者建议加大价格促销、积分兑换等优惠力度，54.2%的受访者建议开展线上“云”服务，线上线下进一步融合，49.0%的受访者建议业态更加丰富，体验更加多元，47.6%的受访者建议重塑价值链条，在专业服务上持续发力，37.8%的受访者建议进一步改进停车、商品配送等便利性服务，34.6%的受访者建议引入新潮品牌，满足个性化需求，31.3%的受访者建议迎合消费潮流，结合自身，科学规划与管理。

　　张运来说，实体店要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下功夫，做好线上和线下资源整合。网络有算法推荐，线下商场也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有针对性地向顾客推荐产品或服务。“实体店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包括管理营销等各个环节，如何通过个性化手段吸引更多消费者，是实体店经营者要不断思考的。”

　　“餐厅把菜做得更好吃，理发店把头发剪得更好看，这才是刚需。”凌笑认为盲目追求网红店铺，没有维护口碑，最后只会昙花一现。她希望实体店不要太过于追求曝光，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基本工作。“在设计上如果能多一些让孩子们自由玩耍的空间就更好了”。

　　张运来说，目前线上销售做得好的企业还是一些互联网企业，而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转型时，不仅面临技术问题，还有思维方式转变问题。“我们发现大部分实体店的线上转型不是特别成功，反倒网店的线下转型相对做得比较好。很多线下实体店建了网站，但运营得不好，最后基本闲置了。互联网转型不是简单建一个网站、做一个App就能解决问题的，传统企业需要补齐互联网经营上的短板”。

　　受访者中00后占29.8%，90后占47.6%，80后占22.6%。一线城市的占31.0%，二线城市的占44.4%，三四线城市的占19.0%，乡镇的占5.6%。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肖平华 来源：中国青年报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